一、前言
马共作为20世纪东南亚革命的重要角色之一，马共尤其在成员跨境流动下带来的不仅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变化，更是政治认同的创建与传播路径的创新。本文将以《在地∙跨域∙身体移动∙知识传播：马来亚共产党史的再思考》为主，尝试跨越狭隘的国家观，以跨地域视野重新认识马来亚共产党的组织发展、行动策略，及其成员迁移下所带来政治认同的再建构、知识传递上的影响与效果等。本文将以马共成员在马来亚、泰国乃至中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区域的跨境流动为例，探讨在殖民与冷战的结构性框架下与当地的政治斗争中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活动及其影响。文章将以个体经验为主，并以口述资料、历史档案与地方记忆，从更人文的角度中呈现马来亚共产党更加多元的历史，期望能够由此为我们阅读东南亚的左翼运动提供另一种思考可能，并反思国家与边界在历史演进中的重要地位。
二、作者简介
潘婉明，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怡保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毕业，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目前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助理，研究与趣在马共历史和新村生活，致力于庶民历史的田野工作。
三、内容简介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人口占华人总人口的三分一，但过去许多有关新村的论述都以“一个新村，一种华人”为假设基调，本书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破除这种迷思，捍卫新村主体，建构不同新村的历史生活面貌，同时解构那些屹立在文献及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与观念。
本书以“民众历史”为“经”，生活史为“纬”，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如她一再强调的：一、破除“一个新村，一种华人”单一化的新村论述，继而呈现更多不同新村之间的差异；二、检验“殖民论述”与“住民论述”，以突显权力如何影响历史的诠释，并导致一个事件可能出现两种迥然不同的解释；
四、马共的历史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马来亚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30年正式成立。[1]因为马共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处于在非法的状态。当时马共的主要活动的强大组织，推进工人运动。在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主义就已经发展起来了，杨进发认为，在1917年和1918年传入马来亚的中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对于马来亚左派形成扮演启蒙的角色。[2]，在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之前成立了许多共产组织，如1925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海外支部和南洋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成立的南洋华侨各国联合会等等，这些机构在马来亚陆续出现。直到马来亚共产党出现，深刻影响着马来亚的历史发展，如二战期间抵抗日本侵略、反殖民斗争、马共的武装斗争。
1、抗日战争时期
1941年12月8日，日本从马来亚由北向南进行侵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新加坡就已沦陷，日本侵略初期，马来亚共产党向英殖民政府提出了共同抗日的请求，得到了其应允，并且获得了短期的战术训练，并且马共组建了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对抗日本侵略期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了8支人民抗日军，留在马来亚丛林负责敌后工作，并与日军战斗，因日军迅速占领马来亚，而英军战败撤退，马共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组织游击队，与日军展开丛林游击战马来亚共产党以及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抵抗日本侵略主要武装力量。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立刻成立人民委员会，在英军回到马来亚之前，维持当时的治安以及秩序。[3]马共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英殖民政府赋予了马共合法政党的地位，马共的领导人陈平走出森林，以英雄的身份受邀到英国参加胜利游行，还获得英王之封赐。[4]
2.马来亚紧急状态
英殖民政府为了能有效的控制马来亚的经济资源，在1945年4月1日施行了马来亚联盟行政体系，因为触犯了马来人的权益，引起马来社会的集体反对，马来社会反殖民政治意识崛起，所以在1948年2月重新颁布了马来亚联合邦将其替代，它赋予了马来统治者行政权利，也保证了马来人的特权地位。马共对当前情况进行了评估，决定了采取武装斗争，但马共认为还有时间讨论进行战斗的准备工作，英殖民政府却抢先颁布了紧急状态，自此，马来亚进入了长达12年的紧急状态。
紧急法令颁布后，英殖民政府开始围剿马共，马共建立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及其总部，以抗击英殖民政府，但是由于双方军事实力悬殊，以及英殖民政府设立新村等手段，有效的打击了马共的武装斗争，导致马共武装人员锐减，队伍逐渐缩小，致使马共被迫往马来半岛撤离，最终在马泰边境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1968年6月1日，马共发表了<高举武装斗争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文件，准备挥军南下，将马共的武装斗争历史带入新的发展阶段。[5]在南下的过程中，马共组建了七支突击队，最终将其活动地区拓展至彭亨州南部、雪兰莪州东部以及森美兰北部。
在1989年12月2日，马共和马来西亚政府以及泰国政府签署了三方条约《合艾和平协定》，由此正式结束了马来西亚共产党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为马来西亚共产主义运动画下了句号。
五、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陈平
为什么要介绍马共领导人陈平，因为潘婉明先生的文章有一段话是这样表达的。
马来亚在经历过长期的殖民和后期的斗争后，有许多有志向的人们被迫流亡境外离别故土，虽然失去了“在地”的概念认同，但是这些身处海外的革命者始终铭记自己的马来亚根源的身世和自我认同，但是通过各种方式维系着与故土的情感纽带。[6]笔者认为，陈平作为当时的革命者，领导人，是贴切主题引导我们思考的。
陈平并不是第一位马共领导者，也不是第一位华人领导者，甚至都不是第一个与马来亚有关系的领导者。在介绍陈平开始之前，需要梳理一个关键人物。
莱特的形象图片如下（图1和图2）：
莱特（张福达，黄一宁，王文彩，黄金玉）没有任何资料能查找出他的真名，这些全都是他的化名。
图1.莱特形象图（图片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莱特_(马来亚共产党)）
图2.莱特形象图（图片来源：http://pkmalaya.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4151.html）
莱特是一个神秘朦胧的角色，有限的资料中显示他是曾经为法国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越共，马共，日本宪兵团工作过的马共总书记。越共马共都被莱特出卖过，其中出卖马共比较著名的是黑风洞事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1942年9月1日于黑风洞举行秘密会议，因被莱特泄露消息，导致被日本军队包围死伤惨重），这场政治风波席卷人才后，使莱特坐收渔利——既稳固了统治地位，并且提拔了缺乏资历的年轻人成为了他的得力帮手，其中就有今天介绍的关键人物陈平。
令人疑惑的是：为何莱特会特别提拔1940年才正式成为党员的陈平呢？尽管陈平的政治资历比较浅，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央领导人。不过根据陈平的回忆录，可以看出陈平对莱特是十分忠诚的。[7]陈平曾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莱特的崇拜之情。陈平回忆里描述到：“一提到莱特就心生敬畏，忠心耿耿”。[8]这正说明莱特为什么要提拔缺乏资历的年轻人作为帮手。直到最后他的间谍身份暴露便带着巨款叻币逃亡泰国，最终于1947年死亡。
根据陈平的回忆录可以知道他自从1947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后，有着许多困难的挑战。如此年轻的人成为领导者，不论在经验还是战略上都不足以应对替莱特留下的复杂的党务。[9]陈平介绍与肖像图片如下（图3,图4,图5,图6和图7）：
图3.陈平形象图（图片来源：https://www.sohu.com/a/829130901_121136722）
图4.陈平形象图（图片来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1/10/111001_malaysia_communist_chin
）
图5.陈平的通缉海报（图片来源：https://malaysiawriting.blogspot.com/2019/12/ChinPeng.html）
图6.陈平的通缉海报（图片来源：https://feminine.com.my/news/陈平的历史-·最终回（上）/）
图6.陈平介绍图（图片来源：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zb19891126-1.2.23.2?qt=陈,%20平&q=陈平
）
如图6显示，内容大致如下：
陈平本名为王文华，霹雳州实兆远人，祖籍福建，出生于1922年，身高一米六七，早年在实兆远南华中学就读，二战时期是马共霹雳州的州委，领导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大队。
在1948年紧急状态令颁布后，陈平被通缉后被迫带着马共转入地下，至1953年他们选择在马泰边境立足，而他们的势力已经明显衰弱。据陈平回忆，他直接承认当时两共产主义国苏联与新中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由此在马共军事力量与英国相比差别不小，所以应该着重注意政治和民心所向这两方面方面。反之英国陆续成功地在马来亚推行毕利斯计划（The Briggs' Plan），阻断马共获取粮食的途径，同时扶持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形成，并推动民主选举的实施，对马共形成了战略施压。[10]
在那种情况下，有了“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日-29日）以马方政府代表包括不限于东姑阿都拉曼先生，马共代表陈平展开双方面对面和谈。
陈平于1960年在中国逃窜，随后，他带领数百名忠诚的追随者转移至泰国南部地区流亡。1963年，马来亚独立，而陈平的部队与马来西亚政府的战争仍在继续。[11]
1967年1月17日17时至19时人民大会堂原北京厅在中共和毛泽东的帮助下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1967年建立，1981年邓小平面会陈平商讨停播。[12]
图7.陈平与毛泽东同志合照（图片来源：https://gongchanzhishen.wordpress.com）
图8.陈平与毛泽东同志对话记录（图片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ia-chinese-mao-19670117.htm）
如图8显示，内容大致如下：中共询问建立电台是与泰国电台合用还是单独建立，马共陈平回答单独建立，对东南亚使用多种语言传播。
据陈平回忆：“华玲谈判”只是英国展示自己有“诚意”结束对抗的一种“工具”，但和谈失败的但要的原因在于马共固执己见的立场。这种强硬态度使国际社会形成马共"排斥和平解决，提倡武装流血斗争"的认知，从而占据有利地位。尽管这样，陈平回忆录中也提到过拉曼先生后来承认了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马共的存在和构成的威胁。[13]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在1978年复出，新中国的政党政策做出了改变，不再实行“革命输出”。变化开始了，首先是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不能再依靠中国，接着是中国不再像马共提供革命经济支持，最后是国际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共产党的影响力日益减少，革命的号召力显著下降，而苏联正在进行着“自我改革”。
共产国际仿佛像不存在似的不再提供支援，这对还在外流亡马共来说，已经没有了斗争的意义。1987年，马共当中不同的派系陆续向泰方投降，最后只剩下中央派。原本泰方希望中央派像其余派系一样寻求和谈，但陈平表示，必须有“体面和尊严”，否则拒绝介入和谈。我想这大概和上次会谈的经历有关系，太过于屈辱可耻了。
马泰与马共通过多次的协商沟通，终于在1989年12月2日签署了“合艾和平协议”了结了41年的武装斗争。这标志着马共正式解除武装并重返社会生活，宣告这一场多年的对抗正式结束。[14]
和平协议当中的条约让上千名游击队员回归社会，重新开始生活，但是陈平在1990年申请回到马来西亚故乡，却在1991年底遭到拒绝。
陈平曾以为自己在1989年签署协议后就能够获准返回马来西亚，但法院以他确实身份证明为由拒绝了其申请。许多人说，其实实际上是有些人对历史的积怨没有消去。而泰国南部成为了他最后的栖身之地。2003年，陈平通过口述出版了英文回忆录《我方的历史》（My Side of History），并于次年，以学术交流访问的名义短暂入境新加坡。[15]
在2005年，陈平两次向法庭申请其晚年能够回到马来西亚故乡，并且要求希望其一，新闻部停止对他的造谣污蔑，其二，宣布《合艾和平协议》对马来西亚政府应该有同等的法律效益的诉讼全部败诉。[16]最高法院于2009年裁定，除非陈平能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否则就不能入境。但当时的代表律师说明这些相关证明早就被英国殖民政府收押。[17]
虽然回不了马来西亚，但是陈平始终没有放弃回霹雳州祭拜祖先及与家人团聚的夙愿。他甚至可以接受政府以非公开的方式秘密安排他入境。但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坚守着绝不会公开道歉以换取回国机会的底线。关于陈平是否会为马共滥杀无辜道歉，掀起了是否让陈平回国的争议浪潮。然而政府的态度也很坚决，不论陈平是否道歉，政府都不会改变立场，政府都会将他拒之门外。[18]
2013年9月16日，89岁的陈平在曼谷病逝，尽管陈平的骨灰能够回归故土是生前好友的请求，但始终被马来西亚拒之门外。[19]
在政府明确表示拒绝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骨灰回到大马之后，陈平的家属发表声明，他们不会偷运陈平的骨灰回国。陈平家属张元在接受访问时表示陈平已经过世，他是伟人，他死后应受到尊重。“我们不会偷他的骨灰？他值得正当、有尊严的方式回到故乡。”[20]
2019年9月16日，陈平的骨灰从泰国回到马来西亚家乡，历时六年终于完成了他生前的夙愿“回家”。[21]
六、马共跨区迁移如何影响身份认同
1、在地的跨境身份VS跨境的在地身份
跨域和在地是本篇报告核心文章的两个主要研究内容。这两个词均用于研究马来亚共产党后期因身份移动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及心理方面的变化。
在马来亚共产党革命的中后期，约1960年左右，大量的马来亚共产党成员离开了马来亚，逃至了中国及周边多个国家。他们因避难被迫来到了新的国家，这些国家不同的政策、文化及思想潮流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使他们产生了新的“跨域”及“在地”的意识。
对于流亡至异国他乡的马共成员而言，他们对于自己的家乡“马来亚”而言，身体在地理方面处于“跨域”的状态，但是对于自己当时所在的国家而言，自己有着“在地”的身份。跨域和在地的冲突与碰撞，使异国他乡的马共成员的思想及身份均有着一定的变化。
跨域和在地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对的。异国他乡的马共成员逃至他国当地，他们有着“跨域”的身份，这使他们有着与他们当时所处国家不同的语言、思想及文化。而他们又有着“在地”的当前身份，这使他们若想长期居住在当前国家，就必须在语言文化及思想方面进行学习或是说“做出妥协”。
“在地的跨境身份”和“跨境的在地身份”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角度，这两者在一定情况下有着共通之处，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不同立场下，在地和跨境的身份都会使他人对其产生不同的见解，这两种复杂的身份认同相互影响，交错存在，已然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总结而言，马共成员的跨区迁移，会对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极大的影响，在历史视角、社会与文化适应以及政治形态、后代教育等方面都会有所影响。
通过浏览潘婉明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马共的发展及变动，以及马共后期成员的去从，由此而引发的在地、跨境及身份认同、思想传播等方面的思考，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探索。
2.在地的跨境身份和跨境的在地身份的具体体现
马共的领导人陈平，与本篇报告的核心文章思想相匹配，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思想传播、在地和跨域意识及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1960年，陈平逃到了中国，之后带领数名游击队员逃至泰国，他们在地理位置上而言属于跨域，他们对于这两片土地而言属于外来者，在刚来的中国及泰国时，他们的思想及身份认同并没有产生变化，依然是以马共的目标作为指导思想。对于陈平而言，在中国他有着同为共产党的身份，与中国的共产党组织有着天然的身份认同感，这是他在地性的跨域意识的展现。同时他在来到中国后在毛泽东主席的帮助下，在中国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广播电台，将马来亚本土化的马共思想传播至中国，这也是他思想传播的一个体现。
在后来长期居住在泰国以后，随着政局变动以及时事发展，作为马共也失去了斗争的意义，也不得不向当地的政局做出合理的妥协，最终结束了四十余年的武装斗争。这显现了跨域意识对他政治身份认同的影响。
此后陈平因作为马共的领袖，或是因为政府打压，并不允许他返回大马。虽然无法回到马来西亚，但他依旧怀念着他的故乡，这体现了他跨域的在地意识，即使身在泰国，依旧铭记着自己的祖国是大马，这同样也是他身份认同的具体展现，他自始至终都将自己是马来（西）亚人的身份铭记在心，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忘记。
七、研究心得
在马来亚共产党较长时间的抗战历史中，由于政治、社会和地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大规模的跨地域流动[22]。如在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马共游击队被殖民政府的围剿后撤离到泰国南部边境，很多被捕、被赶出的党员与支持者也都流落在中国、印尼、香港以及澳门等地方[23]。这些跨国跨界的流动，不仅是他们求生的一种方式，更影响了党员的党员身份认同。
众多马共党员最初的政治热情都是与“马来亚独立”、“民族解放”这些本土化的理念关联的。[24]但战后被捕、流放甚至被安置在中国南方的华侨农场后，“马来亚人”身份与“华人”身份开始叠加。有的人在华生活了几十年，入籍生活，融入中国政治系统和社会生活，生儿育女。他们虽然身躯远离马来亚，但通过组织联系和电台宣传，他们仍然时时关心着半岛上的局势，并把自己与“马来亚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这种生活体验让他们对“祖国”的情愫变得复杂化：一方面身处异地，一方面会不时想起故土，唤起情感。
此外，流亡也是马共党员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遇到新挑战的新问题。其一，华人或者说华人海外侨民在语言、习惯、政治理念上，与其东南亚侨乡有诸多相近之处，便很容易产生“同胞情结”，不断强化对“祖国”的认同和想象；其二，在异地他乡的日常生活体验中，越来越多的马来亚各族裔党员及其后代常常感觉自己既不像本地人，也不能像本初“南亚人”一样受到尊敬、受到平等对待，即便是继续在当地流亡组织积极活动者，需要找到并维持对当地法律法规、社会风俗和组织纪律的兼顾。于他们而言，“马共战士”的政治身份，有时比国籍和族裔都更具有身份归属感。
这种跨区际流动，也影响到马共内部代际之间的联系。老一代党员有强烈的马来亚情结，坚信“独立斗争”的正义性；而出国或在马生的后辈，可能并未亲身经历“独立斗争”，受教育、周边环境和社会、当地的价值观熏陶，他们很可能认同所在地，或者对马来亚政治上的关心只停留在家传的层面，这也造成“马共党员”与“马来西亚人”的认同连接产生断裂，后期马共内部的认同变得稀薄。
不仅如此，这种流离也体现在集体记忆和历史叙述上，老党员回到中国或马泰定居以后或回马探亲或定居等“再移民”行为使他们重新思考“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等问题。对马、新而言，这是被再写入或排除在官方历史中的不同版本的记忆。
马共党员在新的土地定居以后，也依然通过不同的方式延续和保持着对马来亚独立运动的责任感与情怀。身体上的移居、文化上的融合、不同政治环境上的冲撞，“本地”与“跨境”界限的日益消解是他们身份建构不断重新经历的过程的原因。
八、结语
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历史既跨域又在地，既关涉跨越地方的政治行动、殖民运动和身份迁移，更关乎民族解放。通过阅读张婉明的著作《在地∙跨域∙身体移动∙知识传播：马来亚共产党史的再思考》，认识到马共不只是马来西亚民族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跨国革命网络的重要一环。马共的流动迁移使他们可以游移于不同的政治生态之下，一方面是有马来西亚的历史记忆，一方面又有中国、泰国等地的政治语境下形成的一种流动的身份政治。
随着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的签订，马共的武装斗争活动结束了，但是马共成员的历史却没有真正结束。一些马共成员流亡到了其他国家，生活在海外，融入当地的社会，而另一部分成员则仍在念着祖国，对祖国具有一种心理上的身份归属感。这体现了跨国流动如何影响个体的以及集体的历史。马共的历史是关于政治斗争的历史，也是关于移动、调整、身分重塑的历史。当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更多关于马来亚左翼运动和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细节。也可以从马来左翼成员身上反思国家的流动性、边界和身份认同的流动性。
[1] 马启旭，《马来亚共产党兴亡研究》，（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20）。
[2] 何启才，<试论冷战局势下马来亚共产党发展的内外困境（1948-1989）>,《台湾东南亚学刊》，14卷2期，2019年，页9。
[3] 何启才，<试论冷战局势下马来亚共产党发展的内外困境（1948-1989）>,《台湾东南亚学刊》，14卷2期，2019年，页9。
[4] 共产颠覆的危险尚未消失，https://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zb19891215-1.2.27.3
[5] 何启才，<试论冷战局势下马来亚共产党发展的内外困境（1948-1989）>,《台湾东南亚学刊》，14卷2期，2019年，页12。
[6] 《在地•跨域•身体移动•知识传播～马来亚共产党史的再思考》2011年12月，p57-71
[7]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三）—胡志明、陈平、莱特https://seekiancheah.blogspot.com/search/label/
[8]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三）—胡志明、陈平、莱特https://seekiancheah.blogspot.com/search/label/
[9]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https://seekiancheah.blogspot.com/search/label/
[10]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https://seekiancheah.blogspot.com/search/label/
[11] 马共前总书记陈平于泰国病危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1/10/111001_malaysia_communist_chin
[12] 《马来亚革命之声》（Suara Revolusi Malaya, SRM）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0313144048/http://of21.com/doku.php?id=马共党史研究篇:马来亚革命之声
[13]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https://seekiancheah.blogspot.com/search/label/
[14]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https://seekiancheah.blogspot.com/search/label/
[15] 陈平回国心愿二十载未圆坚拒以公开道歉方式交换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3075741/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18506
[16] 陈平回国心愿二十载未圆坚拒以公开道歉方式交换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3075741/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18506
[17] 马共前总书记陈平于泰国病危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1/10/111001_malaysia_communist_chin
[18] 陈平回国心愿二十载未圆坚拒以公开道歉方式交换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713075741/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18506
[19] 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骨灰回归霹雳山海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113005542/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91126-1008476
[20] 重申绝不偷运陈平骨灰返马家属驳斥马来报章报道不实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925021914/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241782
[21] 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骨灰回归霹雳山海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0113005542/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91126-1008476
[22] 潘婉明〈在地•跨域•身体移动•知识传播～马来亚共产党史的再思考〉，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20年第2期，页
[23] 陈平、伊恩沃德(Ian Ward)、诺玛米拉佛洛尔(Norma Miraflor)《我方的历史：陈平回忆录》，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出版，2004年10月出版,P373-P40
[24] C.F. Yong，《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新加坡: South Sea Society，1997, P131
